论话语权的重要性

年轻的时候读书，尤其是四大名著，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总是觉得作者（们）有点过分。为啥觉得过分呢？因为这两部速度树立的一些反面典型，太过冤枉人了：

• 《三国演义》中，将周瑜表述为一个心胸狭隘的人。所以，“三气周瑜”、“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至今还是魅力不减。但，史书上的周瑜，不仅是个才华横溢的人才，而且根本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小人。书读多了之后才慢慢明白《三国演义》为了描述汉室的“正统”，所以，将魏国的奠基人曹操描述为奸雄——雄是真雄，然而是奸诈的，不是正义的；所以，将吴国的顶尖人才定义成了嫉贤妒能之人，而且将“赤壁之战”中最大的战功归功于“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在泱泱中华的文明史上，胸怀不够宽阔的人，肯定不能算为英雄的，所以绝对不能代表正义。
• 《水浒传》中，将潘金莲描述成了一个背叛婚姻、谋杀亲夫的蛇蝎心肠的冷血女人。然而，书读多了之后，才明白，历史上的潘金莲，根本不是这样的人，根据1946年出土的武植墓的墓碑铭文记载：“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公幼年殁父……中年举进士，官拜七品，兴利除弊，清廉公明”。武植被泼脏水才是整件事情的更远，只是潘金莲这个名字因为故事的流传而被“遗臭万年”。据说，施耐庵的后人曾经专程来到清河县武植祠，为先人武植和潘金莲画像，并留下道歉诗：“杜撰水浒施耐庵，武潘无端蒙沉冤……武氏祠堂断公案，施姓欠账施姓还。”不管施姓怎么还账，潘金莲这个名字已经被订在耻辱柱上了，而骂女子为潘金莲绝对是标准毒舌样本，甚至还有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来讲一个女人被人骂为潘金莲后的雪耻之路的故事——可见潘金莲这个名字的重量。至于《金瓶梅》，这里就不谈了。

越长大就越来越觉得，如果真有轮回，真有地狱，那么我猜这些作者（们）应该为他们毁坏的名誉还困在“拔舌地狱”里面吧。

越长大就越来越觉得，如果真有因果，真有报应，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在保证不造谣的前提下，对于没有验证的事情就不要评论了。这就是俗语常说的吧，“事从两来，莫听一方”、“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众口铄金，诚不我欺。说话的影响力，小则可以影响一件事情的正反面，大则可以亡国灭家，巨则可以改变历史的走向。所以，把握话语权的重要性，那就更加关键了。

• 能接近决策者的人，其话语权也就越大。由此可见，袁崇焕对崇祯首次召见时的夸夸其谈“五年之内，全辽可复”，就是一次对话语权的滥用。既然已经了解崇祯多疑，那还不肯实言相告，注定了其注定失败的结果，不仅是他个人最后惨遭凌迟的悲剧，也是整个大明从此失去了有能力抵抗住女真的帅才。历史如此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而现实中更是如此。在企业中，在体制内，每一个接近各层决策者的人，无不拿着好不容易得到的话语权来影响着决策者的决策。所以，商海沉浮，除了决策者的睿智、果敢之外，还取决于那些拿到话语权的中层们给了决策者什么信息（言语）。一个报喜不报忧的氛围里面，决策者注定发现不了真正的问题；一个报忧不报喜的体系，决策者肯定无法轻松。
• 跟能影响决策相关联的是，决策者自身的话语权。在一个好大喜功的决策者的体系里面，决策者自己的话语权，必然是滋生下属们只报功的举动。而一个做不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决策者周围，必然很难找不到对决策者也信任的人。
• 跟决策无关的是我们的小说家们。他们可以随便编一个名字，加一个故事，让一个清白的人，变成了一个“反面典型”。然后，故事和人名是这些“文人”留下来的作品。不仅是上面提及的周瑜和潘金莲，《杨家将演义》里面的潘仁美，《薛家将》里面的苏定方，等等。
• 与小说家们类似的是，是拥有话语权的另外一份人——记录历史的人。所以，写《史记》的司马迁是个重要的人物，用他的春秋语法，记录了历史，也记录了历史的“角度”。

呃，那就写到这儿吧。

是为之记。
Alva Chien
2026.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