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扁鹊要见蔡桓公这么多次？
越来越佩服学校教材的编撰者们了。因为他们挑选的文章、诗词，尤其是古文名篇，不仅仅是让孩子们学习古文，同时蕴藏着很多让人铭记一生的做人、做事的道理。
扁鹊见蔡桓公
战国·韩非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
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
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
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
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
所以，今天再读《扁鹊见蔡桓公》，便有了新的领悟和新的疑问。譬如，为什么扁鹊要见蔡桓公这么多次，尤其是蔡桓公已经明确不接受扁鹊的建议的情况下：“寡人无疾。”、“不应”以及“又不应”？又譬如，蔡桓公为啥要见扁鹊这么多次呢？
来复盘一下整个故事：
首次见面，扁鹊便指出对方（蔡桓公）的毛病。被当面拒绝。在现在的语义里面，初次见面便直接指出对方的问题，这属于情商很低的情况。起码要问问对方，“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对方同意后，也要提出“屏退左右”等建议，然后再告诉对方。所以，扁鹊这位情商不够的神医，这么指出对方的问题，相信是个普通人都会不开心的，更何况是“人上人”的一路诸侯呢？蔡桓公当季否认，并在扁鹊告辞后，补了一句针对医生的评语。可见，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是一脉相承，不接受这么直截了当的当面指责，还会背后阴阳几句。荡出去说几句，（1）医生也好，家长或老师也罢，当面指出患者（孩子、学生）的毛病时候，对方能虚心接受的应该不多。(2) 不用怀疑，认知低的人会相对而言更加地固执。他们不但不会接受，而且诋毁对方所代表的职业或范围。孩子和学生更加如此，毕竟他们还在学习，还在培养自己的认知中，家长、老师要做好被孩子、学生在背后“嘀咕”的心理建设——相信扁鹊也听到了蔡桓公的评价。
第二次见面，扁鹊再次指出蔡桓公的问题，蔡桓公直接不理睬了——毕竟是做公侯的人，鄙视的最高境界就是不理不睬，总不能像乡下村妇和公交老汉那般口吐芬芳吧。这里值得思考的是，扁鹊为什么要重复指出蔡桓公的问题？我猜应该是医生那份悲天悯人的执着吧。但我想要强调的是，蔡桓公虽然没有采用了不理不睬的态度，但是他同意接见了扁鹊。这点显然很了不起。想不到数千年前的古人便有了朴素的自由精神——“虽然我不同意你说话的内容，但是我给你说话的权利”，即使等他说完离开之后，“桓侯又不悦”。
第三次见面，扁鹊再次指出蔡桓公的问题，跟第二次见面的情况如出一辙，除了层层叠叠地病理分析。我却忍不住地想，为啥这个扁鹊只重复指出蔡桓公的问题，却不加以详细阐述呢？即便阐述病理分析太过无聊，那也可以解释下需要如何治理，多久便能康复此类的信息啊，或者如果不及时治疗，会有什么新的症状。如果“病在肌肤”，那是不是吃点药，休息两天就可以康复了？如果“病在肠胃”，那诊疗手段会是什么呢？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医生只是告诉一个病人需要手术，原因、过程、结果什么都不提及，想来病人是不会同意手术的，尤其是病人没有觉得的时候，对吧？
第四次“见面”（这次开始已经没有真正见面），扁鹊望着蔡桓公而还走了。这里的“望”字很有意思，说明扁鹊是通过观察来判断蔡桓公的病情的。更奇葩的是，蔡桓公“使人问之”的时候，扁鹊这时候把所有的问题说了一遍，包括“疾在腠理”需要“汤熨”，“病在肌肤”只要“针石”、“病在肠胃”需要“火齐”、“病在骨髓”变成了“无奈何”。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却忍不住想，为啥那么惜字如金呢？如果只要“汤熨”，只需要多久就能痊愈的事情，把可能的治疗方案说清楚是不是把“君有疾”这个问题解决了呢？而我们返过去看第一次见面时候，扁鹊说的是“不治将恐深”——这种“恐吓”类的情况说明，除了让病人增加焦虑或对抗情节之外，是没有什么益处的。
第五次“见面“”，蔡桓公已经体痛了，才想起要找扁鹊了。可惜扁鹊已经逃到秦国了。这里的“逃”字也很有意思，虽然扁鹊情商不高，也没有全力去解决“君有疾”这个问题，但是他还是很聪明的——知道自己已经有危险了，所以就逃离了。
这是一个悲剧，一死一逃。只是从一开始，扁鹊和蔡桓公就没有冲着同一个目标去——看起来扁鹊是指出了“君有疾”，但显然他没有为解决这个问题想更多的方法，而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的论断。而蔡桓公一方面是个自负的人，另外一方面是个认知很低的人（在医学方面），虽然很大度地接见了扁鹊，并让他说完了他的论断，却武断地忽略了让“君有疾”这个问题获得解决的所有可能方法。
再荡开去联想一下，今天的孩子、学生可能认识不到社会的残酷，家长（和老师）如果只是不停滴重复“被社会毒打”这类的论断，而不是去解决“被社会毒打”这个问题，那么孩子、学生有大抵会像蔡桓公一样，要么背后嘀咕，要么“不应”。等这些孩子被推上社会，被社会毒打了之后，才如同蔡桓公那样反应过来，然而会跟蔡桓公面对同样的问题：时间已经过去了，不是吗？
只是，如果家长（或老师）不是一味地重复这些论断，而是想别的方法，让“蔡桓公”们接受到更多的信息，是不是结局会不一样呢？别问凭什么，因为，“蔡桓公”啊，那是“一路诸侯”，不是吗？
是为之记。
Alva Chien
2026.6.6
写在2026年高考的前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