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再读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是年初制定2013读书计划的一部分，也是开读俞汝捷先生《李自成》精补本的前提。整个读书计划逶迤辗转了大半年，才算勉强完成——说勉强，是因为姚先生从第四卷开始，叙事和写作都颇为潦草起来。说“潦草”，其对大顺王朝后期的战役语焉不详，与第一卷潼关战役有着较大差别；而且，后两卷中对关键人物的刻画没有前几卷那么细致，尤其是大顺朝兵败之后。读完后记才知道，姚雪垠先生本人生前并未看到第四卷与第五卷的出版，而是根据姚先生的草稿和录音整理而成。俞汝捷先生的精补本补全了姚先生遗漏崇祯15年和崇祯16年的故事情节，并删减和纠正了许多其成为“为了政治正确”的文字，但遗憾地是，这个版本也未能摆脱虎头蛇尾的感觉。当然，撇开这些笼统印象不论，这部卷帙浩繁的历史小说还是应该占据其应该有的位置，而茅盾文学奖的获得也是其赢得的桂冠。”
跟姚先生的开篇一致，作为读书笔记的开篇，也不写主人公，而是写可怜之人。所谓可怜之人，这里说的是崇祯。说起可怜，是说这个明朝第十六代皇帝，在位17年，从初登大宝的谨慎小心到掀翻魏忠贤而坐稳江山，到呕心沥血、极度勤劳地批阅奏章，到严于律己地不贪女色，再到禅精竭虑的维护着摇摇欲坠的大明江山，最后被李自成攻入北京而自缢于煤山；这17年间，兢兢业业，苦心积虑地的周旋在气势汹汹的后金、数十支起义队伍、捉襟见肘的国库开支之间。然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么一个可怜的皇帝，其可恨之处之多也令人发指。
最可恨，其缺少做皇帝的基本能力：识人和善任。在明朝，做官就是做皇帝的仆人，皇帝是大臣们的主人，老板。显然，作为主人，最重要的能力便是发掘对应仆人的能力（即知人），并给予其足够的信任（即善任）。可惜，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通常走的流程是，有功劳，很好；跟皇帝思路不一致，派监军，下严旨；出了一点岔子，马上下旨痛责，换人，下狱，杀。试问，这样的主人和老板，谁会全心全意地辅佐他？近日，某国内著名相声演员在其主持的一档综艺节目中，这么为崇祯辩护“有道无福的皇上”。何为有道？该演员给的例子是，崇祯帝动辄通过降低用膳标准来表达哀思。但是作为一个整个大明王朝的最高领袖，其最要紧的道是找到合适的人，让他们做合适的事。更为讽刺的是，崇祯靠扳倒魏忠贤坐稳帝位，最后还是信赖所谓的不男不女的“家奴”，而这些“衷心”的家奴们负责给他监视在京大臣的活动，而那些真正有希望抗击后金和“流贼”的大臣们，其结果都很凄凉：袁崇焕被凌迟，卢象生飞蛾扑火；杨嗣昌围剿张献忠失败畏罪自杀，洪承畴被逼着进攻而后被俘投降，孙传庭削职为民而后被起复战死，尚能一战的贺人龙直接被一道圣旨给斩首。。。最可笑的是，当崇祯因为国库紧缺而向皇族贵戚们借钱时，总共筹到二十万白银，而他的“家奴”们得到地比国库多得多；等到刘宗敏进京对官员拷掠的时候，足足弄出来7000万白银。
其次，崇祯可恨之处在于笨——他没有解决问题的思路。作为一个脾气暴躁且刚愎自用的皇帝，崇祯对于所遇到的难题完全没有应对的能力——连起码的解决问题的思路都没有。面对后金嘟嘟逼人的难题，他的思路就是求和，还要以天朝上邦的身份。他没有也不愿意仔细思考过或是不愿意承认，后金这么进犯的目的是什么？面对农民军的起义，他的思路就是镇压，主将不行就换主将，或是派监军。他也不愿意思考这些农民军怎么样才肯不造反，以及怎样避免更多的农民造反。面对兵傲将傲的情况，他选择了忍，等到将领一犯错，立马旧账新账一起算，于是乎将领们更加害怕失去保命的本钱——手下的队伍。而面对粮饷匮乏、国库空虚，他的思路就是增加赋税——横征暴敛的代名词。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跟他的习性有关，作为皇帝，他极少出紫禁城，根本不了解民间疾苦，一点不懂得军事常识，加上所谓的塘报上虚假成风，且他没有足够的智慧来求解问题，在深宫内院凭着自己的感觉盲目指挥，就连李自成进逼北京，他连迁都与否的问题都不会解决，换言之，连要不要逃命的问题都不会解决，其岂无不灭亡之理？
再次，其可恨还在不肯承担责任和度量狭隘。不论是跟“东虏”议和，还是下达会受到质疑的旨意，他都不愿承担一丝责任。到最后，臣下们甚至私留他的密旨以为保命之用。而卢象生因为不赞同其求和主张，竟任其战死沙场，肚量狭隘如斯。人无信不立，在这种不负责任又没有肚量的皇帝的管理下，文臣们战战兢兢，武将们阴奉阳违，其焉有不败之理。而其自缢于煤山，居然写到，“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致死，这位崇祯帝依旧推卸着责任。
是为之记。 Alva Chien 2013.8.24初稿； 2013.10.8一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