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再读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是年初制定2013读书计划的一部分,也是开读俞汝捷先生《李自成》精补本的前提。整个读书计划逶迤辗转了大半年,才算勉强完成——说勉强,是因为姚先生从第四卷开始,叙事和写作都颇为潦草起来。说“潦草”,其对大顺王朝后期的战役语焉不详,与第一卷潼关战役有着较大差别;而且,后两卷中对关键人物的刻画没有前几卷那么细致,尤其是大顺朝兵败之后。读完后记才知道,姚雪垠先生本人生前并未看到第四卷与第五卷的出版,而是根据姚先生的草稿和录音整理而成。俞汝捷先生的精补本补全了姚先生遗漏崇祯15年和崇祯16年的故事情节,并删减和纠正了许多其成为“为了政治正确”的文字,但遗憾地是,这个版本也未能摆脱虎头蛇尾的感觉。当然,撇开这些笼统印象不论,这部卷帙浩繁的历史小说还是应该占据其应该有的位置,而茅盾文学奖的获得也是其赢得的桂冠。”
跟姚先生的开篇一致,作为读书笔记的开篇,也不写主人公,而是写可怜之人。所谓可怜之人,这里说的是崇祯。说起可怜,是说这个明朝第十六代皇帝,在位17年,从初登大宝的谨慎小心到掀翻魏忠贤而坐稳江山,到呕心沥血、极度勤劳地批阅奏章,到严于律己地不贪女色,再到禅精竭虑的维护着摇摇欲坠的大明江山,最后被李自成攻入北京而自缢于煤山;这17年间,兢兢业业,苦心积虑地的周旋在气势汹汹的后金、数十支起义队伍、捉襟见肘的国库开支之间。然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么一个可怜的皇帝,其可恨之处之多也令人发指。
最可恨,其缺少做皇帝的基本能力:识人和善任。在明朝,做官就是做皇帝的仆人,皇帝是大臣们的主人,老板。显然,作为主人,最重要的能力便是发掘对应仆人的能力(即知人),并给予其足够的信任(即善任)。可惜,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通常走的流程是,有功劳,很好;跟皇帝思路不一致,派监军,下严旨;出了一点岔子,马上下旨痛责,换人,下狱,杀。试问,这样的主人和老板,谁会全心全意地辅佐他?近日,某国内著名相声演员在其主持的一档综艺节目中,这么为崇祯辩护“有道无福的皇上”。何为有道?该演员给的例子是,崇祯帝动辄通过降低用膳标准来表达哀思。但是作为一个整个大明王朝的最高领袖,其最要紧的道是找到合适的人,让他们做合适的事。更为讽刺的是,崇祯靠扳倒魏忠贤坐稳帝位,最后还是信赖所谓的不男不女的“家奴”,而这些“衷心”的家奴们负责给他监视在京大臣的活动,而那些真正有希望抗击后金和“流贼”的大臣们,其结果都很凄凉:袁崇焕被凌迟,卢象生飞蛾扑火;杨嗣昌围剿张献忠失败畏罪自杀,洪承畴被逼着进攻而后被俘投降,孙传庭削职为民而后被起复战死,尚能一战的贺人龙直接被一道圣旨给斩首。。。最可笑的是,当崇祯因为国库紧缺而向皇族贵戚们借钱时,总共筹到二十万白银,而他的“家奴”们得到地比国库多得多;等到刘宗敏进京对官员拷掠的时候,足足弄出来7000万白银。
其次,崇祯可恨之处在于笨——他没有解决问题的思路。作为一个脾气暴躁且刚愎自用的皇帝,崇祯对于所遇到的难题完全没有应对的能力——连起码的解决问题的思路都没有。面对后金嘟嘟逼人的难题,他的思路就是求和,还要以天朝上邦的身份。他没有也不愿意仔细思考过或是不愿意承认,后金这么进犯的目的是什么?面对农民军的起义,他的思路就是镇压,主将不行就换主将,或是派监军。他也不愿意思考这些农民军怎么样才肯不造反,以及怎样避免更多的农民造反。面对兵傲将傲的情况,他选择了忍,等到将领一犯错,立马旧账新账一起算,于是乎将领们更加害怕失去保命的本钱——手下的队伍。而面对粮饷匮乏、国库空虚,他的思路就是增加赋税——横征暴敛的代名词。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跟他的习性有关,作为皇帝,他极少出紫禁城,根本不了解民间疾苦,一点不懂得军事常识,加上所谓的塘报上虚假成风,且他没有足够的智慧来求解问题,在深宫内院凭着自己的感觉盲目指挥,就连李自成进逼北京,他连迁都与否的问题都不会解决,换言之,连要不要逃命的问题都不会解决,其岂无不灭亡之理?
再次,其可恨还在不肯承担责任和度量狭隘。不论是跟“东虏”议和,还是下达会受到质疑的旨意,他都不愿承担一丝责任。到最后,臣下们甚至私留他的密旨以为保命之用。而卢象生因为不赞同其求和主张,竟任其战死沙场,肚量狭隘如斯。人无信不立,在这种不负责任又没有肚量的皇帝的管理下,文臣们战战兢兢,武将们阴奉阳违,其焉有不败之理。而其自缢于煤山,居然写到,“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致死,这位崇祯帝依旧推卸着责任。
是为之记。 Alva Chien 2013.8.24初稿; 2013.10.8一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