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还牢记者几年前看过的笑话：“老师问皮皮：“皮皮，圆明园是谁烧的？”皮皮带着哭腔说：‘老师：圆明园不是我烧的。真的！真不是我烧的！’老师：‘你回去好好想想是谁烧的。’第二天，皮皮的爸爸很气愤的找到老师：‘我的儿子从来不会说谎，他说圆明园不是他烧的，就肯定不是他烧的！’”。哑然一笑之际，我却无法释怀，为啥皮皮跟他的爸爸这么耐心的辩驳圆明园不是他的烧的，却始终不肯读点历史呢？
正如上海突然进入连续的酷热一样，如今网上的流行语从“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一下子变成了“关我X事，我是出来打酱油的”和“做俯卧撑”，而我们正处在双倍于祖国花朵般年纪的XX同学，将之拓展为极具XX特色的口头禅：“关我X事，我只是个打工的”。评心而论，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因为它不仅表达了一种类似皮皮父子那种事不关己、明哲保身的态度，它更多还反映了我们内心深处一种品质：不论事情的双方是对是错，我们都容忍你，只要这件事情跟我们无关就好。这岂不就是我们那伪大的宽容么？
无论如何，宽容始终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种。
我们都很宽容，所以我们习惯的无视了那些右拐从不等斑马线上行人、甚至急按喇叭的机动车司机们，哪怕是我们自己作为走在绿灯亮着的斑马线上的行人。我们的不宽容只发生在我们自己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时候，红绿交通灯的次序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开始被斤斤计较。
我们都很宽容，所以这个城市有着很多行人习惯的无视了那刺眼的红灯，毅然决然的闯过马路。而作为这个城市最出色的两所大学，复旦和交大，不约而同的把主校门前的马路用栅栏分割开来，名校毕竟是名校，所以他们的领导很容易想到这个事实：敢于跳栅栏的远远小于敢于横穿马路的。只有我那稍逊一筹的母校——以土木见长的同济，才傻傻的把自己的主校门设置在十字路口，于是，当我们需要反面典型时，我们可以很轻易的拍到同济教授们闯红灯的场景。
我们都很宽容，所以我们无视了那些霸占共有空间为自己空间的人们，只要他们占用的空间不是只影响我一个人。地铁二号线世纪公园站，等着拉客的摩的司机们日复一日地用他们豪华的沪C牌摩托堵住地铁大半个入口。每次我不得不绕着圈子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好希望自己能突然变成警察，然后啪的一声掏出小本本——罚款，哈哈！当然，我承认自己是个思想上比较矛盾的人，所以每次看到他们因警察来而抱头鼠窜的时候，总忍不住同情他们一下，尽管我大多数时候对他们的骄横都在心里暗骂着SHIT。
我们都很宽容，所以我们习惯地无视了地铁每节车厢的“老弱病残孕”专座上的那些彪形大汉们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妙龄女郎们。忘了谁跟我说过的了，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地铁车厢中座位上那行字太小了。可能这位仁兄或者美女说得很在理，不过我依旧想不明白的是，公车上那三个颜色迥异的爱心专座也同样如此，该如何解释？
我们都很宽容，所以我们习惯地无视了明目张胆进行盗窃甚至是明火执仗进行抢劫的小偷们，只要他们偷窃不是我们的财物。当同济大学某学生因为在北安线上阻止扒手的行窃行为，被恼羞成怒的扒手们群殴时，不仅周围的乘客全都无动于衷，就连被他帮助的那个老人也始终没有说一句公道话，那个老人只是反复嘟囔被小偷行窃的那个口袋“本来就是空的”，居然连一句谢谢都没有。当看到电视屏幕上我的这位校友含着泪花、颤抖着说“真的不知道下次该不该帮助别人了”，我在那一瞬间彻底说不出话来。
我们都很宽容，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辛苦了跟我们同一个年代的广大记者们，因为他们必须把偶然出现的“乐于助人”的事迹写成一篇新闻，再把它渲染成一种必然，然后再把种种冷漠幻想为一种偶然。
我想，以上种种，都不能阻止我们继续做一个宽容的人，只要，不妨碍我们继续的爱我们自己就行。于是，这就不难理解，当我们这些宽容的人辛辛苦苦在银行、车站、医院等人口集结地排队时，我们通常都对插队到自己前面的某些同志义愤填膺。于是，这更加容易解释，为啥在拥挤人群中一丝小小的摩擦，都可能惹得两个热血青年挥拳相向。
毕竟，圆明园都不是我们烧的，不是么？
是为之记。 Alva Chien 2008.07.10於上海，家。 2008.07.14校於上海，家。
PS. 今天下午跟XX扯淡，吹牛吹惯了的我一不留神吹走了嘴，竟号称要批判一下XX同学的口头禅，想来这极大的郁闷到了最近已经抑郁得不行的XX同学。于是乎，秉承了南大优良学风的XX同学立下存照。不得已，草草成文，权且当作交差吧。
又PS. 在码上述文字时，被一只大蟑螂打断了思路，所以质量较前几篇有较大程度的回落。
再PS. “打酱油”等宽容人士请绕道，谢谢。若本文可能对你们有干扰，这里俺先陪不是了。